一带一路中的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问题与可行路径

admin 2020-02-13 00:24:00


  “在过去“贸易结算+离岸市场”模式不可持续,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寻找新模式的背景下,研究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从跨境结算、货币合作、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计价等方面梳理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取得的主要进展,进而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存在整体水平不高、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职能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最后提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可行路径,具体包括发挥人民币在投融资中的作用、加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逐渐开放在岸金融市场等,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文章来源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1期。

  ”

  一、 引言

  2009年,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拉开序幕。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在跨境贸易投资结算、离岸人民币市场、货币互换政府合作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这是这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然而,2015年“811”汇改后,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中美利差收窄、资本外流管制增强、国内金融风险暴露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出现放缓甚至停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在2015年最高达到7.23万亿元,2018年为5.11万亿元,降幅接近30%;人民币支付占国际支付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8月的高点2.79%不断回落,2018年末为2.07%;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在2015年7月达到9941.09亿元,2018年末为6150.17亿元,存款规模缩水约38%。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转折也引起了学术界对过去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普遍认为,过去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贸易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为重点。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成果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上存在的汇率和利率差异,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很大程度是由投机需求而非真实需求推动。这种模式也使得人民币汇率的顺周期性加强,易出现追涨杀跌的汇率超调,不利于维持汇率稳定。另一方面,过于重视人民币结算职能,而忽视了人民币计价和价值储备职能的发展。目前人民币的计价功能较弱,跨境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产品仍主要采用美元计价,中国的海外资产存量还十分有限;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官方储备货币地位与其他国际货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规模为2028.69亿美元,占比仅为1.77%,未来人民币官方储备地位的提升任重道远。

  2017年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逐渐回暖,跨境人民币结算额、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规模等均止跌回升,2018年末人民币国际支付排名重新稳定在第5至第6名。此外,2017年以来的债券通、MSCI指数纳入A股、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INE)上市等一系列新进展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转换发展模式,寻找新的支撑点。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新的发展模式,殷剑锋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走“资本输出+跨国企业”的道路;刘建丰和潘英丽认为好的人民币国际化应遵循“人民币资本直接输出+适度外汇管制+离岸人民币产业园区+封闭式跨境人民币交易网络”的模式。张明和李曦晨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从旧的“三位一体”向新的“三位一体”转变,新阶段的重点是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力度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国际化模式的探索中,人民币国际化应先进行周边化和区域化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地认可。陈雨露认为“一带一路”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周小川提出应积极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平台。“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多数中国周边国家,经贸往来较为密切,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投资等均面临巨大的投融资需求。这一过程为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流通和使用创造了广阔空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加强人民币建设也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王芳等经实证检验发现提高区域内最频繁使用的本币比例,有利于防范区域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有一些文献进行了分析。赵敏和高露从“不可能三角”理论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和问题,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障碍在于以美元为信用基础的发行制度,而“一带一路”的跨国合作则有利于建立超越“不可能三角”的新的国际货币和治理体系,促进以人民币为信用基础的货币发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曲凤杰则从国际分工体系视角出发 ,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次循环体系,并奠定人民币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严佳佳和辛文婷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推动本币国际化的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基础、市场支持、金融环境等方面为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发挥搭建了重要平台。王芳等根据货币决定因素进行模拟分析,认为人民币完全有条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主要货币,在各种模拟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都超过40%。另外,许多学者给对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有益建议。林乐芬和王少楠、周天芸等通过对货币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应从经济实力、货币惯性、贸易投资、币值稳定、金融发展等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民币国际化。陈雨露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推进的四个具体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大宗商品贸易、产业园区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谭小芬等从金融角度提出渐进有序开放资本账户、金融基础设施联通、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完善等建议。黄卫平(2015)还提出通过人文交流纽带的加强巩固人民币在周边的地位。

  总体而言,关于“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可行性、现实意义和未来展望等方面展开。然而,囿于国家和地区层面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等数据缺乏,目前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展与特征分析多数以具体省份和国家为分析对象,如丁文丽等、张远军。本文将全面梳理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展与成就,并归纳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

  二、 “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进展

  根据国际货币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的职能划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经历了结算货币、计价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的阶段。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的结算职能进展较快,计价职能初步发展,储备职能则进展相对缓慢。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和成就可以从跨境结算、货币互换合作、金融基础设施以及计价职能等方面。

  (一)“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跨境结算稳步推进

  自2009年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从试点到推广,从跨境贸易到投资领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3月,已有242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涉及银行超过386家,企业超过34.9万家。“一带一路”沿线是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区域,东南亚、东北亚等周边地区已经具有人民币流通的良好基础。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已初具规模。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07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3.1%。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6134亿元,直接投资收付金额2244亿元,其他投资收付金额3331亿元,跨境融资收付金额3132亿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得到了许多省份的热烈响应。

  2017年,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3957.2亿元,占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18.3%;重庆市累计结算金额达到1045.4亿元,占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14.9%。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线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中国银行2015年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3468个全球客户企业中,“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对人民币使用的意愿较其他地区更高,有计划在未来扩大人民币使用的企业占比达到80%,比其他地区样本高出8%。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互换合作不断加深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合作的重要地区,与沿线国家货币互换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推动人民币的流通使用。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呈现阶梯式增长,2015年后基本保持稳定。截至201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46笔货币互换协议,占货币互换协议总数的55.42%;货币互换规模突破1万亿元,占货币互换协议总额的31.72%(参见表1)。总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合作具有数量多,资金规模较小的特点。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央行与中国人民币银行的货币互换规模较大,签订时间长。另外,从地区分布来看,东南亚是中国进行货币互换合作较为频繁的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其次为中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地区(具体见表2)。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使用离不开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已初步形成以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为基础,以人民币清算行为枢纽,以银行等金融分支机构依托为的清算网络。具体包括:

  第一,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旨在为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提供金融服务。2015年,CIPS一期于正式上线运行;2018年,CIPS二期投入使用。目前,CIPS在全球共有31家直接参与者,847家间接参与者。CIPS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有6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CIPS参与者,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清算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人民币业务提供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8个(具体见表3)。

  第三,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资银行分支机构近年来稳步增加。截至目前,已有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子行、分行和代表处等67个一级分支机构(见表4)。此外,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中国银联卡可在57个“一带一路”国家使用,累计发卡超过2500万张,覆盖超过540万家商户和68万台ATM。

  (四)“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计价功能初步发展

  计价功能是一国货币国际化所具备的重要功能之一。近年来受“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因素推动,人民币计价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初步发展。

  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尝试采用人民币计价。根据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显示,2017年,19%的样本企业在汇率波动时会选择人民币计价,同比上升1%,并且连续5年上升。2018年,超过70%的受访境内企业表示其境外交易对手能够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合同。

  金融交易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开展投融资活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获得3300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占全部额度的16.5%,其中包括新加坡1000万、匈牙利、马来西亚、阿联酋、泰国各500万以及卡塔尔300万人民币。拥有RQFII额度的投资者可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也可发行熊猫债券。2016年后,匈牙利、阿联酋、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累积发行熊猫债182亿元,其中包括主权债券94.6亿元,金融债券50亿元和公司债券37.4亿元(具体见表5)。从目前的发行情况来看,熊猫债的发行利率在3%-5%,债券主体信用评级多为AAA。此外,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已有马来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波兰、匈牙利和泰国8国货币实现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哈萨克斯坦、蒙古和柬埔寨等国家货币可与人民币进行区域交易,从而为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提供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中国境外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也有所发展。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香港、新加坡等离岸市场共发行143只离岸人民币债券(又称为“点心债”),累计金额1596.32亿元,其中多数为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此外,中国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发行人民币金融资产。2014年,人民币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15年,中国建设银行在马来西亚发行第一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币债券。随着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开始尝试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新加坡华侨银行、马来亚银行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在香港发行点心债,规模分别为5亿元和25亿元。蒙古、匈牙利政府先后于2015年、2016年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离岸人民币债券,金额均为10亿元。

  大宗商品发面,中国虽是世界重要的能源消费国,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定价权长期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2018年3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挂牌交易,推动了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的进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已经开始在能源交易中尝试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推进主要围绕跨境结算展开。伴随着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人民币的使用意愿增强,支持跨境结算的金融基础设施也在稳步推进,货币互换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计价功能有所提升,在岸和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产品规模和种类逐渐增长,人民币的投融资功能逐渐显现。相比于结算和计价职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有一定进展但发展仍较为缓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人民币加入SDR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本国的储备资产。目前,全球已有尼日利亚、新加坡、柬埔寨、韩国、日本、英国等60多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以及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三、“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和障碍

  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梳理,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沿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境使用与贸易投资需求不匹配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在贸易层面,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在2014年为6.92万亿元,2018年已增长至8.42万亿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进出口贸易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在2015年为25.44%,之后呈现上升趋势,2018年最高达到27.59%。在投资层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出现较快增长,特别是2015年直接投资达到189.29亿美元,同比增速38.61%,占比达到12.99%;2018年中国对沿线的直接投资为178.9亿美元,占比为12.51%(具体见表6)。

  然而,目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结算使用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与投资的需求。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贸易人民币实际结算金额7786亿元,仅占中国对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13.9%,且低于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占贸易总额25%的平均水平。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对于贸易投资等需求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

  (二)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通状况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结算金额占跨境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0%的只有7个国家,在5%-10%的有2个国家,其余55个国家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均在5%以下,说明人民币结算在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具体而言:

  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人民币使用和接受程度较高。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中的使用。20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边境贸易和小额贸易的结算需要,人民币最初以“地摊银行”、现钞结算等方式在民间流通。1993年,中国同越南中央银行签订《中越关于结算与合作协定》,允许两国使用双边货币进行边境贸易决算。之后,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相继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目前人民币在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以及蒙古等周边国家的接受度较高,已经成为边境贸易中主要的结算和交易货币。SWIFT数据显示,2012年在新加坡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支付中人民币占30%左右的份额,2015年泰国的人民币支付占25%左右。此外,无论货币互换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人民币金融产品发展,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均领先于其他地区。

  西亚地区中卡塔尔、阿联酋经济较发达,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开放程度高。中国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建立人民币清算行。根据SWIFT统计,2015年卡塔尔、阿联酋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交易中人民币结算的占比分别达到60%和74%,在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余国家的人民币业务则几乎空白。

  南非、中东欧等地区的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发展缓慢,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南亚国家中,印度目前仍是人民币接受度最低的亚洲国家之一。2012年印度企业首次进行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根据SWIFT统计2016年4月中国与印度间仅有3.8%的贸易、投资等业务以人民币支付结算。巴基斯坦则在2018年批准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并启动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在中亚、中东欧地区的流通规模仍比较小,但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方面的推进,中亚地区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具有良好前景。

  (三)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职能发展不协调

  余永定、Ito等学者认为货币的计价职能比结算职能更重要,促进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然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人民币计价、储备职能发展滞后于结算职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多数以美元、欧元等第三方货币计价结算。2014年1至9月,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占同期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5.6%,而同期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货物贸易仅占同期海关进出口总额的5%-6%左右。此外,“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在离岸和在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仍比较低,可供投资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渠道和种类有限。目前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的RQFII额度仅占全部RQFII额度的16.5%;根据WIND数据统计,沿线国家发行的熊猫债规模仅为市场总规模的5.24%。

  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比重仍然较低。事实上,提高人民币的储备职能,更多的是在人民币结算、计价职能得到充分发展后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孙杰认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辅以稳妥可控的国内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配合政策,不是当前的首要问题。在人民币的结算、计价职能未得到充分实现前,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也很难得到明显提升。

  上述问题反映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推进过程中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具体包括: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固有的经济金融环境制约人民币的广泛使用。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约有1/3的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部分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中亚、西亚北非以及中东欧等国家普遍银行规模小,金融市场体量有限,难以为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支持。其次,在金融开放方面,一些国家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外汇管制等严格监管政策,从而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使用的成本和难度。例如,阿塞拜疆金融体系开放程度不高,实行严格的外汇监管制度,限制外资进入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再次,沿线部分国家中国家风险较高,经济环境波动、政治动荡影响币值稳定,增强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不确定性,投融资风险较高,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平稳推进。

  第二,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相对匮乏,金融“走出去”尚未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沿线国家的人民币清算行、金融机构分支的数量还比较少。从中资银行的海外分布来看,阿联酋、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银行分支机构较多(见表7),目前沿线仍有约40个国家没有中资银行网点设立,当地企业在开设人民币存放、结算等金融服务账户仍存在障碍,这也导致了人民币的使用意愿较低。通过对银保监会以及各银行官网数据的整理,我们发现:从银行主体来看,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金融“走出去”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占海外分支机构总数的64%,其余银行海外机构仍比较少。除银行以外,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仍比较少,可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限;征信、评级等配套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股票、期货、黄金等交易所的金融合作还未深入开展,不同金融市场间互联互通进展缓慢;因此现有金融基础设施还不足以对开展境外人民币信贷、债券等投融资活动提供全方位支持。另外,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仍以中国金融机构为主,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仍比较低。

  第三,中国在岸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待提高,人民币回流缺乏畅通的渠道。根据中国银行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境外企业不接受人民币计价最主要的原因是境外人民币来源不足以及人民币投资渠道有限。目前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回流渠道畅通,出口商品和服务选择人民币结算可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回流主要通过在离岸和在岸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实现。在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下,离岸市场的快速发展主要受套利套汇的投机需求驱动。在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后,香港等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收缩,可供投资的金融产品有限,作为人民币回流渠道的功能减弱。在岸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大势所趋。2015年后,开放在岸金融市场的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境外投资者在主体资格、投资额度、产品种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较高的交易成本制约了人民币的顺畅回流。另外,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待深化,目前缺乏与美元、欧元等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相竞争的人民币金融产品。

  第四,货币惯性的存在加强了影响人民币结算计价功能的提升。结算和计价的货币选择具有惯性,过去结算计价货币的选择更倾向于继续延续。周天芸认为网络外部性存在促使更多的货币使用者产生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心理暗示,强化了货币惯性。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货币的国际化过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贸易和投资的计价中仍对美元有较强的依赖。Ito与Kawai认为中国的东亚邻国习惯于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使用美元,这将增加人民币在该区域成为主要计价货币的难度。特别是在大宗商品领域,“石油-美元”机制巩固了美元作为主要计价货币的地位。另外世界外汇风险管理多数也以美元计价,可以规避美元计价带来的汇率风险。而相比之下,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外汇衍生品等方面仍与美元等国际货币有较大差距。

  四、“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

  针对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存在人民币使用水平低、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可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广阔空间和机遇,推动新一轮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可沿着以下可行路径展开:

  (一)挖掘 “一带一路”沿线真实人民币需求,重点发挥人民币在投融资活动中的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始终坚持需求驱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真实需求的存在是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基本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这一模式创造了良好契机,应挖掘和培育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真实需求,以拓展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增加人民币的使用规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这一模式创造了良好契机。

  首先,巩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跨境结算的基础性交易需求。依托于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良好的经贸往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根据商务部披露,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由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仍比较低,未来应继续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接受度。除了在实物贸易领域,人民币可加强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使用。电子商务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数字行业,跨境电子商务增长迅速。根据《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1347亿元,增速达到49.3%。“一带一路”倡议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未来应鼓励中国的电商网站、跨境电子支付系统等采用美元-人民币双标价,推动人民币结算,从而增强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民间认同感。此外,在配套设施方面,应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信用证、保函、海外代付等便捷金融产品,继续拓展双边互换协议,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交易需求。

  其次,加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殷剑峰在分析日元国际化的失败的基础上,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应采用“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模式。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跨国经营实力增强,这一模式在近年来逐渐具备了现实基础。产业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共建设56个经贸合作产业园,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中国的跨国企业可依托产业园等模式“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当地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另外,“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存在巨大资金缺口,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研究课题组估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合意投资需求至少为10.6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产生了大量的投融资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通过银团贷款、丝路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际债券、公私合营(PPP)等多样化方式进行融资,增加人民币结算计价的比例。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约3000亿元,二者均为人民币计价。

  (二)以大宗商品为重点推进人民币计价职能提升

  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重点推进大宗商品领域的人民币计价。“一带一路”沿线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能源资源丰富,在能源合作中推进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的期货和现货市场前景广阔。目前石油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尝试已经有序开展。中东、中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均是石油生产大国,而中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双方互补性强,建立“石油-人民币”机制,有利于突破美元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垄断地位,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占有重要地位,若能在大宗商品贸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会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沿线能源合作的深入开展,加强大宗商品现货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奠定基础,使其拥有真实的现货交易需求。2017年10月后,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部分以人民币结算,2018年中国石油公司与中东签署首笔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进口协议。此外,可通过加强与中亚、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的货币互换合作,增加这些国家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为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提供流动性支持。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2018年3月,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正式挂牌交易,是中国首个以人民币计价、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的期货商品。根据《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9)》,截至2018年8月INE原油期货总成交量已超10万亿元,跻身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鉴于中国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以及中国周边的主要用油国,大多数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张明和高卓琼提出应将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石油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在推动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计价的基础上,沿线石油国及其他国家可以将持有的人民币投资于原油期货市场,从而形成“石油-人民币”机制,打破大宗商品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计价体系。另外,未来应继续丰富期货品种,如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铁矿石、天然气期货产品;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的开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境外投资者投资于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产品,形成开放透明的大宗商品人民币价格体系。

  (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提升人民币在金融交易方面的计价职能是推进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方向。这需要各类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广泛参与;需要不断创新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债券、股票和基金产品等,也包括期货、期权等人民币衍生品以规避汇率风险;更重要的是需要搭建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互动平台。

  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境外人民币流通的重要平台,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丰富离不开离岸市场的支持。过去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以香港、伦敦等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活动中用于结算计价的规模有望增加,将产生对存款、债券、股票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融资需要,进一步发展离岸市场、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具有现实必要性。离岸市场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活动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环境风险,离岸市场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项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未来应侧重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如阿联酋、卡塔尔、新加坡等地的布局,扩大离岸市场规模。此外,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需要东道国法律政策的制度支持,需要中外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不断创新债券、股票、贷款、外汇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

  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双向开放是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机制相继建立,额度限制逐渐取消,加强了内地和香港股市和债市的互联互通;2018年,中国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8年中国债市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这一系列进展举措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境外投资者,反映了中国在岸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开放的趋势。未来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将围绕逐步放宽境外投资者限制、加强中国与境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品种、提高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等方向有序推进。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人民币区域化前景,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政策可向“一带一路”沿线倾斜,例如提高沿线国家的RQFII的范围和额度,重启QDLP和QDIE,加强与卡塔尔、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互联互通等。在岸市场的逐渐开放不仅有利于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改善国内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行为,也将促进“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互动,形成顺畅的人民币流出-回流机制,吸引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石油人民币及其他离岸人民币回流投资,提升人民币作为金融计价货币的地位。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提升人民币计价职能重要抓手。无论是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还是人民币计价金融市场的发展,都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建立“在岸-离岸”市场机制的基础。未来应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CIPS)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分布,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等金融较为发达的地区增加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鼓励中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走出去”,推动征信、评级机构等机构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海外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加强不同地区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

  五、结语

  在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利差收窄、金融风险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过去以“跨境结算+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国际化模式难以持续,过去一轮快速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经历了2年左右的调整期。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重新活跃,并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一带一路”为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结算计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可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平台,将在未来新一轮的人民币国际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进行考察,发现人民币的结算职能进展较快,双边互换合作不断深化,金融基础设施网络初步确立,计价职能也有所发展。然而,总体上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和接受度仍比较低,无法满足贸易和投资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职能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这些问题主要受东道国经济金融环境、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货币惯性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笔者就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三条可行路径:其一是挖掘人民币的真实需求,特别是发挥人民币在投融资活动中的作用;其二是侧重大宗商品市场,促进人民币计价职能的提升;其三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在岸金融市场开放,形成“在岸-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这三条路径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围绕着“三个职能”(结算、计价和储备职能)、“三个领域”(贸易、金融和大宗商品)以及“两个市场”(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展开,未来应注意不同职能、领域和市场间的协调平衡,在巩固过去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同时,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薄弱部分和领域。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未来有望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出-回流的顺畅机制;此外,随着人民币真实需求的提高和广泛使用,以及人民币在贸易、投资和大宗商品中的计价能力提升,各国出于盈利性和安全性储备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也会增强,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经济基本面良好和汇率稳定是基本条件,深化金融改革是必要保障。资本账户开放应以保障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为前提,不能一蹴而就。另外,应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人民币双向波动,发挥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作用,而这也需要配套设施支持,防范金融深化改革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文章来源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1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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